| 在“燕京学堂”计划引发多方质疑、北京大学校方背负重重压力的时候，面对记者的采访，从校长王恩哥到多位相关负责人，每个人无一例外地都谈到“担当”。 “中国梦”的实现，需要中国大学承担起使命 “我刚从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的活动现场回来，每每这个时刻，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。随着中国迅速融入世界，随着中国同国际交流越来越广泛、越来越深入，国际社会急切地希望了解中国，关注中国的态度与思想。我们的大学，应该在这方面做点什么：多培养一些具有跨文化、跨国际交流能力的人才，多培养一些真正懂得中国、热爱中国的人才，多培养一些能够站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的人才。”这是王恩哥接受采访的开场白。 “中国的大学应该有紧迫感。去年秋天哈佛大学校长在新生入学时的讲话，我们听后特别有感触，她说：欢迎同学们，你们来自全世界110个国家，全美国50个州。哈佛这一届才1600多个学生，却有着如此丰富多元的国籍和地域背景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赶上人家，这个雄心要有。要实现中国梦，如果没有一两所和别人平起平坐的大学，这个中国梦就不圆满。任何一个有着悠久的文明和历史的地区或国家，一定有一两所大学不单单属于这个地区和国家，也属于全人类。”王恩哥说。 “燕京学堂”的动议，正是来源于这份紧迫感与使命担当。 记者采访了来自哲学、中文、国关、物理、前沿交叉研究院等院系的十几位北大老教授，他们都有这样一个感受：随着国际交流越来越深入，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，这些问题需要在历史和现实、中国和世界的视野中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。“得有大学承担起这样的责任，北大，应该当仁不让。”老教授们说。 与此同时，北大还对“燕京学堂”寄予厚望：探索一个方向，�出一条道路，更好地将“主体性”和“国际化”相结合。同时，用全球化的视野、用国际通行的规则与方式，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。而这，恰恰是我国许多正在探索世界一流大学方向的高校正在面对的难题。 “这是北大的教育使命，无论多困难，我们都得走下去！”王恩哥说。 “中国学”的构建，旨在恢复人文学术融会贯通的传统 培养一批了解中国、了解世界的优秀人才，这句话不能成为口号，需要实实在在的载体。而在“燕京学堂”的设计者看来，“中国学”的构建，就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教学科研体系、包容交叉的学科框架，以及人才培养的平台。 北大常务副校长刘伟介绍，“中国学”的设立，是为中外学者进行广泛文化交流与对话提供的良好平台。要教外国青年学生从中国人的视角看中国，教中国青年学生从世界的角度看世界。“韩国总统朴槿惠所读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，是冯友兰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用英文写作的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” 之所以开设“哲学与宗教”“历史与考古”“文学与文化”“经济与管理”“法律与社会”“公共政策与国际关系”6个方向的课程体系，也正是出于突出本体性和国际化的双重考量。刘伟介绍，“我们的想法是恢复中国人文学术融会贯通的传统，这有助于打破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学科界限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。‘中国学’的研究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学科的融会贯通。除了要文、史、哲贯通，还要中西学术贯通。” “有容乃大，心怀天下，这何尝不是北大最优良的传统之一呢！能够包容各种文化形态，自身的文化才可能变得多元和丰富。”刘伟说。 信息公开与完善管理，是“燕京学堂”计划启动的前提 如何更好地信息公开，以及如何更好地尊重师生的意见表达，是“燕京学堂”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重要课题。 “‘燕京学堂’计划是一个系统工程，它的启动势必要经过周密论证。北大专门组建了燕京学堂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，设立了燕京学堂筹备建设办公室，专门负责筹备工作，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，就是听取意见和建议，征询师生的意见。”王恩哥介绍，“仅我自己，就牵头召开了十几次交流会，小到七八个人，多则几百个人。” 据介绍，北京大学党委常委会、校长办公会分别就“燕京学堂”筹建事宜数次听取汇报，进行深入讨论；北京大学规划委员会对“燕京学堂”的设立进行了论证，最后做出集体决定。 自5月5日宣布“燕京学堂”正式建立以来，北大校领导和“燕京学堂”领导班子组织多次座谈会，分别与北大教职工代表、学生代表、专家学者代表、校学术委员会成员和校友代表进行座谈。 资金问题也是目前外界普遍关心的，刘伟介绍，“燕京学堂”的建设和运营资金通过向社会定向公开募款筹集。捐赠的资金形成专项基金，通过基金收益支持“燕京学堂”的发展，不使用北京大学正常办学资金，没有一分钱来自国家拨款。 而针对选址等问题，王恩哥的态度也十分开放，“一切都是可商量的，但是一定要经过多方面的论证与研究。” 走出北大办公楼，一个强烈的感受涌上心头：不知有关“燕京学堂”的争论还将持续多久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这样一所承载了太多人的梦想、关注与期许的大学，任何一项改革和举措都注定会是备受瞩目的，注定会是前行不易的。 而越是这样，越需要北大的改革者拿出担当的勇气，与严谨、科学、完善的顶层设计。 | 
